第59节：宋太祖遗嘱：家法的幽灵

第59节：宋太祖遗嘱：家法的幽灵

这可以称作是赵家的“家训”，在他之后的所有皇帝都严格遵守这一家训，而这一家训的产生，也是赵匡胤从历史中总结出来的教训。在封建时代，谁要在皇帝面前提意见，就好比是逆龙鳞，危险万分，而能不惜身家性命带着棺材在皇帝面前“死谏”的勇士，毕竟是少数。如果能使大臣秉忠直言，无杀头之忧，这就解除了束缚言论的最大绳索，形成一种轻松舒展的政治环境。

这种政治环境直接导致了百官之首宰相和皇帝之间的“矛盾”。宋哲宗时，宣仁太后垂帘听政，要追究谏官贾易的责任，宰相吕公著反对。太后态度强硬，吕宰相也不服软，并叫嚣:“不先赶我下台，对贾易的处理也行不了。”最后太后也只得妥协。南宋时，光宗皇帝要重用一个人，宰相留正反对，光宗非要重用，留正居然罢工五个月，最后，光宗只好让步。

在后来的大宋历史上，不仅宰相敢于和皇帝对着干，而且谏议之风如火如荼，并逐渐完善了监察与谏议制度。最有名的事件当属包拯抵制宋仁宗对老婆的叔叔张尧佐的任命了。当时，仁宗想任命张为宣徽使，廷论反对，暂时搁置下来。过了一阵儿，仁宗皇帝架不住自己老婆的软磨硬泡，便想重申前命。一天，仁宗上朝，他老婆送他到殿门口，抚着他的背叮嘱道:“不要忘了宣徽使一事。”

仁宗点头。上朝以后，便再次降旨，要任命张尧佐为宣徽使。包拯立即出列，在离仁宗皇帝很近的地方慷慨陈词，情绪激动，唾沫横飞。仁宗只得作罢。回到后宫，仁宗皇帝举袖拭面，对老婆说:“刚才殿丞向前说话，唾沫直飞到我的脸上。你只管要宣徽使、宣徽使，难道不知道是包拯当御使吗？”

这些人之所以敢做出这种“大逆不道”的行径来，就是因为赵匡胤的家训。赵宋王朝对士大夫的“忍让”几乎达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宋太宗时，兵部尚书卢多逊想要谋反，事情败露后，只是流配崖州。宋仁宗时，司徒丁谓因涉擅议政事也只是被贬为崖州司户参军。

赵匡胤所立的家法仿佛成了读书人的护身符，更让读书人感到欣喜的是，整个大宋王朝的一切都是他们在主持，包括军队。赵匡胤对武将的“怀疑”与“轻视”最终导致了赵宋王朝的“软弱无力”，但也正是这种“重文轻武”的思想才让赵宋王朝享国三百二十年，在中国帝制史上，它仅比汉朝少一百零六年。

我们在这里就觉得非常奇怪，赵宋王朝的皇帝们都资质平平，并且，赵宋王朝的内外部环境都很差，在内部，农民起义接连不断，先后发生四百余次，使宋朝始终如坐针毡;外部的西夏、辽、金都是游牧民族，长于弓马，富于侵略，使宋朝深受其害。在金灭北宋后，南宋治国者无方，内外交困，可金直到灭亡也没能灭掉南宋，那么，赵家靠着什么支撑着这样一个王朝的呢？

归根结底，还是赵宋家法。不杀士大夫，就意味着要重视士大夫，中国的知识分子历来都以被重视为荣，一旦统治者对他们重视，他们会把心掏出来为统治者服务。重视知识分子，首先就是要培养他们，给他们以上升的梯子，也就是说，要有一个非常完善的文化建设。赵匡胤对五代有这样一种反思:五代之所以混乱不堪，关键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忠义气节、伦理纲常丧失殆尽，使“臣不臣、君不君”。要结束这一历史局面，除在政治上采取“重文轻武”的基本国策外，在思想领域里要重新确立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把儒家标榜的忠义、名节、孝道、人伦看做是“教化之本”。赵匡胤在教化上就做得非常好。他创办学校，并且在各地还鼓励兴办书院。

所有这一切文化建设，创造出了宋朝的文臣武将、平民百姓和青年学生都有忠君爱国思想，他们在国家存亡的关键时刻，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为了国家，他们誓死抵抗侵略者，西夏、辽与金国的每一次进攻大宋，都是被大宋全体人民的这种忠君爱国思想阻挡在门外的。

当然，这一切还有赵匡胤及其继承者的功劳，大宋的每一位皇帝都爱好读书，把儒家知识当做是治国的不二法门。因为自己喜欢，所以，他们秉承着家法，积极鼓励天下百姓遵从忠君爱国的思想。

终宋一朝，没有任何一位皇帝敢打破这种家法，他们自己就是文人，围绕在他们周围的也都是文人，宋朝的国运也正是因为这些文人和他们所坚守的爱国思想而绵延不已。

赵匡胤无疑是最优秀的帝王，他把自己的影子永远地留在了大宋的历史上。他兵不血刃地建立了一个王朝，他让知识分子身处天堂，他更是通过一种文化建设而缔造了中国帝制史上爱国者最多的王朝，而正是这种无形的铜墙铁壁，才挡住了想要灭掉大宋的任何一股势力的脚步。

等于说，赵匡胤留下的任命接班人的遗嘱已经不重要，最重要的就是赵宋家法，它虽然不能让大宋统一天下，但却能让大宋王朝和王朝的精神绵延不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