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产继承纠纷案之被告是否存在胁迫原告放弃受遗赠的行为？

遗产继承纠纷案之被告是否存在胁迫原告放弃受遗赠的行为？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民通意见》）第69条的规定：“以给公民及其亲友的生命健康、荣誉、名誉、财产等造成损失或者以给法人的荣誉、名誉、财产等造成损害为要挟，迫使对方作出违背真实的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胁迫行为。”

胁迫的法律构成包括：（1）有胁迫的事实存在。胁迫是一种使对方产生心理压力的事实，既可表现为语言，也可以表现为具体的行为。（2）胁迫具有非法性。这一要件是胁迫构成的关键要素。如果胁迫不具有非法性，则胁迫将不成立。判断是否非法主要从胁迫的手段、目的以及手段与目的之间的关系来区分。（3）胁迫与合同订立之间有因果关系。也就是说，合同当事人一方订立合同是由于对方或者第三人胁迫的结果。如果只有胁迫行为，但这种胁迫行为并没有影响缔约人的意思自由时，不构成胁迫。（4）胁迫必须达到足以影响当事人意思自由的程度。

本案中，被告王丙在给王丁的信中提出了对王甲遗产的分配方案，此种行为是否构成对王海一家的胁迫呢？王海一家从该信中能够看出王丙想要分得部分遗产，而遗产全部在王丙的保管之下，如果王海一家不同意分给王丙部分遗产，确实存在着王丙花掉全部遗款而拒不交给王海一家的可能。这种情形的确给王海一家造成了一定的压力，但是这种当事人臆测的危险能否构成胁迫还有必要作更深入的探讨。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总是处于某种程度的压力之下，只是压力的程度有差别而已。不能将任何压力都作为胁迫行为而赋予当事人请求撤销或者请求宣告合同无效的权利，否则交易的安定性就会丧失。遗产管理人在任何情况下都存在侵占遗产拒不按照法律或者遗嘱要求分配的可能性，而此种危险是由于遗产管理人自身的特殊地位造成的，不具有非法性，也不足以影响继承人和受遗赠人的意思自由，因而不应被视为胁迫。尽管被告王丙在信中表明想要分得部分遗产，但这是在不知道有遗嘱已经将遗产全部处分的情况下作出的行为，并非是想要胁迫王海一家放弃部分遗产的权利，没有增加拒不交付遗产的危险。王海一家因此而认为这是被告王丙在对其进行胁迫是没有正当理由的。

案件回顾：

1991年11月14日，王甲从台湾回到家乡福建省永定县立下一份遗嘱，表示“其身后的一切产业都归王乙继承”。王甲既无配偶又无子女，父母双亲及一个亲生弟弟均已去世，其比较近的亲属有堂兄王丙、王丁以及其亲生弟弟的养子王海。王乙系王海的儿子，1987年5月27日生 .2002年4月份王甲从台湾回到大陆，在永定县与王海一家一起生活，但其财产由其住在厦门市的堂兄王丙保管。王甲于2003年7月9日去世。2003年8月8日，王丙写信给其住在永定县的弟弟王丁，信中提到由王丙保管的王甲的财产的分配方案，其内容为：王海分得10万元；王丙分得8万元；其他亲房分得6万元。王海一家知悉了该信的内容。2003年12月5日，王海一家到厦门市与王丙签订了两份遗款分配协议。其中，一份遗款分配协议的当事人为王海和王丙，内容大意为：王甲生前寄存在王丙处约人民币36万元，其中存款24万元，借条12万元。为尽快处理该款，王海和王乙均同意王丙在给王丁信中提出的分配方案。另一份遗款分配协议的当事人为王乙和王丙，协议签订时王乙的父母都在场，内容大意为：王丙与王海共同研究，王科（王科为王海所在村的村委书记兼调解委员会主任）作为中间人调解，同意将存款24万元，由王海分得10万元，王丙分得8万元，亲房分得6万元；借条12万元作为教育基金用于公益事业。王海负责祭奠作坟，王丙协助王海。协议签订后，遂按照协议的内容分配了遗款。2004年1月9日，王海代理原告王乙起诉被告王丙，表示己方因害怕被告将全部遗款花光而被迫接受遗款分配方案，意思表示不真实，请求法院确认遗款分配协议无效，并要求被告和亲房返还分得的金钱以及借条三张。

一审法院判决：王乙是受遗赠人，王甲在2003年7月9日去世，受遗赠人应于此后2个月内作出接受的表示，否则视为放弃，王乙在2003年9月9日前未作出接受的表示，应视为放弃受遗赠。2003年12月5日，原告王乙在已放弃受遗赠的情况下，与被告签订了遗产分配协议。虽然签订协议时原告未满18周岁，但其母亲在场，父亲也在协议上签字，协议内容没有损害其利益，代理行为有效。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方不服一审法院判决提起上诉，其主张为：自己是受遗赠人，被告是遗产保管人，被告无权处分遗产。王乙从未放弃受遗赠，王甲死后王乙接受遗赠的意思表示只能通过法定代理人作出，法定代理人即使明示放弃受遗赠，由于其行为直接损害被代理人的利益，也应当被认为是无效的。二审尚未审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