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判决离婚的五种情况之家庭暴力、虐待遗弃的情况

应当判决离婚的五种情况之家庭暴力、虐待遗弃的情况。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的规定，家庭暴力是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其它手段，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如果是持续性、经常性的家庭暴力，就构成了虐待。

家庭中存在暴力现象是较为普遍的，但不是所有的家庭中的打骂、争执行为都能构成家庭暴力，法律要求构成家庭暴力必须造成身体上、精神上的一定伤害后果。比如说，仅仅是软组织轻微挫伤，或者说仅仅是暂时的皮肉这苦，次数又不多，很难能让法院定性为家庭暴力的。如果殴打行为导致了轻伤以上，一般会被认定为暴力构成了。

为了证明有家庭暴力的发生，我们希望当事人特别是作为弱者的女方一定要有举证意识，在发生家庭暴力后不要抱着“家丑不可外扬”的心理忍气吞声，白白被打被欺负。一再忍让的后果，往往如《不要同陌生人说话》中的剧情一样，使施加暴力一方更猖狂更肆无忌惮。因此，在发生家庭暴力或即将发生时，一定要及时报警或寻求居委会的帮助。有了难，一定要想到组织。根据我们的经验，家里打了人，拨110报警，警署一般还是会到现场出警的，这是警察的义务。如果警署以家庭内部纠纷为由不愿意出警，报警者一定要坚持要求出警，警署最终基本还是会到场的，因为万一发生意外，警方的责任就大了。而对于寻求居委会帮助，上海的居委会一般都能做到及时上门调解和帮助。我们在上海办理相关案件中，居委会基本上都会如实作证和协调，目前还没有遇到一起居委会不予配合和帮助的情况。

对于虐待和遗弃的情况，因为基本没有遇上过，实践中发生的案例相对少得多，我们就不再赘述。

相关案例：

张兰（女）与刘志（男）1992年于江苏登记结婚。刘志1997年转业至上海工作，张兰也随之赴上海工作，双方均转至上海户口。1994年，双方育有一女刘芳，现年十一岁。2004年9月，张兰向上海市某区人民法院起诉离婚。

原告张兰诉称：我与被告刘志原系同乡，自幼相识。1992年，经家人居间介绍，我与刘志（当时在解放军某部任正团级干部）在老家完婚，后随军住入部队营房。刘志待人外表随和，但在家里却脾气十分暴躁，一不如意就拿我撒气，对我非打即骂，经常吵得女儿哇哇大哭。有几次，因伤势严重，故不得不去医院就诊。因考虑女儿年纪尚小，故一直没有提出离婚。现已忍无可忍，再维持这一段血和泪浇铸的婚姻对原告来说只能是死路一条，故起诉至贵院，请求法院支持判决离婚。

被告刘志辩称：我与原告张兰自幼相识，自小青梅竹马，相处和谐。1992年登记结婚后，为避免分居，被告积极争取和办理原告的随军手续。原告随军后，被告又托人为原告落实工作，最后在原军队三产公司做财务人员，工作轻松又体面。由于原告为非文职军官，平时工作较忙，有时在处理事情上没有耐心，动作粗暴，但转业后脾气大为改观。原告起诉前一段时间因家庭琐事双方发生口角时，被告无心伤原告摔倒造成轻微脑震荡属实，但并非被告故意造成，被告面部、手臂处也有多处抓伤，头部也有被钝击伤痕，双方的伤势都是一时之气时无意造成。现被告已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之处，希望法院给予一次改过的机会。

原告张兰向法院提交的证据有：

1、上海市浦东新区某医院提交的验伤单二份，时间分别是2004年3月7日和8月21日。验伤结论分别为：1、软组织挫伤；2、轻微脑震荡。

2、证人刘某证言，证明证人目睹被告曾殴打原告。

被告向法院提交的证据有：

1、原、被告结婚前自1987年至1992年的书信往来，证明夫妻婚姻基础较好；

2、某部军官证人化某的证言，证明被告为夫妻团聚作出了较大努力；

3、被告2004年8月21日的就诊记录，证明该日被告因多处挫伤就诊，被告称伤势因与原告互殴所致。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原、被告自幼相识，感情基础尚好。婚后由于家庭琐事时常发生矛盾，但双方无实质性分歧。现被告已表示对待原告态度粗暴，有悔改的意愿，本着夫妻应互敬互谅的原则，原告也应予以珍惜。原告诉称被告家庭暴力，从原告举证的伤势及情节来看，因证据不足，法院不予认定。故判令对原告诉求不予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