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如何把握“婚外情”取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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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律师应注意“捉奸”证据的合法性

1、自家取证。

自家床上“捉奸”拍照合法有效。如果进入自家床边，举起摄像机“咔嚓”拍下床上时况，照片被法院认定的可能性较大。

最高人民法院吴晓芳法官在“罗某诉吴某离婚纠纷一案”中评析认为：“罗某是在她自己家里捉到奸宿的孙某与自己丈夫的，谈不到私闯他人住宅，所以，构不成刑事责任。至于拍下的照片是否侵犯了孙某的其他权益如名誉权等还有待探讨。那要看她的目的、传播的范围和后果，如果是为了离婚诉讼中取证，证明丈夫有过错，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其照片只作为给法院及有关部门提交的证据，这些都不违法”。

北京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庭庭长齐丽华认为，法律保护的是公民的合法权益，只要是合法的权益，无论其性别、地位，都将受到法律的保护。第三者也不例外。就目前罗某“捉奸”拍照的行为来说，孙某告其侵犯她的合法权益，主要看她要求维护什么权益，如果是名誉权的话，不会受到法律的保护。因为她的名誉权已被她自己破坏了，法律也无法保护。尽管罗玲在取证过程中，行为可能有些过激，但只要主观上不是故意侮辱，客观上又不是故意宣扬，从法律角度上看，不好说侵犯了孙某提的权益问题。

因此，自家床上“捉奸”，行为不要过激，照片不要传播，也不要对第三者进行人身侮辱等出格行为，证据仅用于庭审举证，证据有效的可能性较大。

【案例】[ 案例来源：中国新闻网，2003年1月16日 http://www.chinanews.com.cn/n/2003-01-16/26/264107.html ]

2001年，上海市南汇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的案件：

因夫妻关系不和，陈某起诉妻子成某要求离婚。该案在法院审理期间，成某获悉丈夫在受害人张某租赁的南汇区航头镇地区的某房屋内后，便邀自家亲戚王某等3男3女到该房屋“捉奸”。成某等人进屋后，拍摄了张某和陈某同睡一床的照片。 然后，同去的3名男性将陈某围住，成某还打了张某的耳光，并按住张某不让她起床。王某剥去了张某的内裤，张某用毯子遮盖自己的身体，在与成、王两人的争执过程中，臀部外露。 为此，张某诉至法院，要求成、王两人因为对她的侮辱行为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抚慰金5万元。

法院审理后认为，公民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成某调查收集丈夫陈某不忠于妻子的证据未尝不可，但其行为应合乎法律规定。成某和王某在受害人张某租赁的房屋内，侵害了张某的人格权，构成了对张某的精神损害。因此成、王两人对此应承担民事责任。究其原因，因为“证据”有三性，即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证据取得方式要合法，否则，取证即使反映了事实真相，结果却不能被法院采用。

2、“别人家”取证。

律师应注意，别人家床上“捉奸”，拍照是否合法，值得商榷。如果在他人住宅或宾馆内收取证据，不但取的证据不被法院采纳，反而可能会吃“侵权”官司。

3、公共场所取证。

在公共场所取证的“捉奸”证据被法院采纳的可能性较大。虽然在大众公共场所拥抱、牵手、亲吻的多，过于亲密接触的少，但不排除有些人在野外或公园发生性行为的现象。如果发生的行为进入公共场所范畴，行为人的行为就失去了狭义的私密性，并且，一般认为，这是行为人自己放弃了隐私的权利，因此，取的证据被法院采纳的可能性较大。

二、“私人侦探”、“调查公司”的取证

如果强调由当事人亲自去收集对方有过错或财产状况的证据，显然是不可能的。由于当事人没有特定的经验以及充分的时间和精力，让他们在满怀悲愤恼怒的心情下去取证，是不现实的。而当事人的亲友代为取证，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指望律师代为取证，也相当困难。因为取证工作量较大，耗费的精力也很大，有的律师甚至不懂最基本的调查技巧。律师是通晓法律的专家，但未必是调查取证的好手，因此，“私人侦探”应运而生。

虽然，目前对于“私人侦探”存在的合法性各界普遍存在质疑，但不容质疑的是目前存在着对私人侦探的巨大市场需求，有需求，就有供应。不论现在存在的类似机构的名称如何，是信息咨询公司，还是调查事务所，其提供婚姻案件当事人服务的手段，就是采用跟踪、拍摄、录音的行为，固定、保留另一方有过错的事实情节，或发现财产证据线索。

对于一般的离婚案件，财产争议额度不大，当事人经济随能力不是很高的案件，律师一般不宜建议当事人请人代为取证。一般请人调查取证工作量大、可能会有若干人参与，周期相对较长，同时工作危险性、风险性也存在，因此，委托调查开销相对较高。如果使用受委托人相对较多或价值相对较大的调查器材（如几辆汽车），花费更高。因此，律师应建议客户，对于家庭共同财产较高，有对方有过错证据对财产分割影响较大，或财产证据线索较为重要的案件，可以请人代为调查取证。而对于一般家庭中的婚外情以及财产情况，没有必要聘请调查。当然，如果愿意“花钱买明白”忽略经济账的当事人，采用代为调查取证的模式也无可厚非。

关于请人代为取证的合法性问题，我们认为，既然法律赋予了当事人“谁主张、谁举证”的权利义务，当事人自然有权委托代理人代为收集调查取证。被委托人不论是谁，只要其采用合法的手段、使用合法的器械取来的与本案有关的证据，就是有效证据，只是其证明力大小有待法官认定。因此，对于有些有必要的案件，请“私人侦探”调查取证，也不失一种争取最大权益的手段。

三、常见婚外情取证的方法。

1、跟踪法。离婚案件中，在接受一方当事人的委托后，以收集证据为目的的跟踪，不应该被认为是违法行为。跟踪的目的，在于了解和掌握被跟踪人的生活规律、作息去向，通过其工作、生活中的情节，来判断和取得其是否存在过错的证据。这一服务过程一般有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瞄准对象。将被跟踪人的照片、录像或其它资料告之受托人，锁定被调查对象。

第二阶段：实施跟踪。一般以两周为一阶段，对特定对象的生活、工作场景予以观察，发现有无异常。一般情况下，一、二天功夫很难摸准一个人的生活规律以及生活真实场景。用一周到两周时间，基本上可以解决问题。

第三阶段：总结归纳。将一个周期以来，被调查人出入的场合、接触的人员予以播放分析，归纳总结，向委托人汇报，并交付相关证据材料。

2、拍摄法。若发现可能存在暧昧关系人员，或是可能同居或幽会的场所，或者是被调查人与其它异性存在亲昵动作的举动，受委托人可以用摄像机或照相机拍摄作为初步证据材料。

3、录音法。对于以胶带为介质的录音材料，基本上不容易被改动，因此，只要录音手段和录音器材合法，证据效力较高。而对于以数码器材如MP3、录音笔等数码设备录制的录音材料，在原始录制后，复制以及编辑相对可能性较大，容易为对方否认，对法院采纳有一定的难度。不论怎样，有证据提交总比没有证据提交好。如果使用的是市场上有售的音像器材，而不是限制使用以及禁止使用的音像器材（如针孔式摄像机），在适当的场所，如是在公共场所而不是在别人的私密场所，收集到的证据材料只要具备关联性，就有证据效力。

因婚外情取证具有一定的风险性，对取证的专业性要求较高。而律师是法律专家，并非在此类取证方面专长，因此，我们建议律师一般不要轻易承诺当事人进行婚外情的取证，而建议当事人本人与相关机构联系调取此类证据。这样，可以避免律师执业风险以及保障人身安全。

四、婚外情证据收集对离婚案件的影响

我国法律没有将“通奸”行为列为离婚损害赔偿的范围，也不是法定判离的情形，这与一些国家不同。世界许多国家，如法国、瑞士、英国、日本、我国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法律，都规定，通奸行为是法定离婚的原因，甚至在我国的台湾、香港还规定，通奸是提起损害赔偿的法定理由。[ 蔡福华《夫妻财产纠纷解析》，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年1月版，第165页。]

在离婚案件中，由于第三者原因导致离婚的案件，无过错方往往掌握不了过错方的确凿证据，但又不甘心就此罢手，因此，往往耗尽心机去调查另一方有过错的证据，甚至不惜血本，请人或请“侦探公司”出面调查，而忽视了对共同财产的调查取证及证据保全工作。因此，我们认为，如果过错方不存在《婚姻法》46条规定的情况，不存在重婚、同居行为，当事人花过多的精力和金钱去调查另一方的婚外情是大可不必的，婚外情并不是法定判离的因素。在审判实践中，当事人另一方存在婚外情行为的直接证据是非常难以取得的，而间接证据再多，法院一般也不会轻易认定。因此，往往做了大量工作而不能起作用。其次，即使当事人收集到了另一方有婚外性行为的证据，但只能作为申请“无过错方多分财产”的一个理由，而根据《婚姻法》第46条提起损害赔偿依据不足。而无过错方多分，一般在法院判决书中只是一个“量”的平衡的问题，在财产分割上，不会引起“质”的差别。

2001年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在张建芬诉朱德扬离婚纠纷一案中，原告张建芬认可其与他人发生不正当关系而导致怀孕，但称未与他人长期同居生活，因此，不同意被告朱德扬提出的精神损害赔偿要求，但被告在法庭上一再要求原告支付精神损害赔偿金10万元。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原告与他人不正当性行为，违反了夫妻之间应当相互忠实的义务，应当予以严肃批评。现双方均无共同生活的愿望，应准予离婚。但是，被告以原告与他人有不正当性关系并导致怀孕为由要求原告赔偿精神抚慰金，但被告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原告与他人有长期的、较为稳定的同居关系，故被告要求原告赔偿精神抚慰金，不予支持。编写人在该案评析中指出[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编《2002年上海法院案例精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2月第一版。]“当事人以对方有过错为由要求赔偿，经查不符合婚姻法第46条规定的四种情形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法院对夫妻过错赔偿的范围，不得任意扩大”。同时也指出：“婚外性行为违背婚姻法第4条夫妻应相互忠实的规定，应承担其它责任”。

虽然证明另一方有不正当性行为，不能必然得到精神赔偿，也并不意味律师没有必要去建议当事人取这方面的证据。因为：

1、基于法律照顾无过错方的考虑。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具体若干意见》的规定，法院在处理案件时，要坚持“照顾无过错方”处理案件。虽然这个“照顾”只是“量的变化”，而不是“质的区别”，但仍然是有利于无过错方财产分割的法定理由，在花费取证成本不高的情况下，证据，还是越多越好。

2、基于诉讼策略、心理对抗的考虑。

从诉讼策略上考虑，如果有“捉奸在床”的证据，就可能在调解、诉讼中争取更多的主动，给过错方施加更多的精神压力，迫使其做出更大的让步，以达到在财产上多分的均衡状态，使自己的痛苦能从分得的财产上得到慰藉。

当事人“捉奸”的原因，还可能是寻求心理的平衡。有些当事人不求在物质方面得到照顾，而是想要达到心理的平衡，向世人证明配偶的过错，以及寻求精神内心的安慰。如果在经济条件允许的前提下，“捉奸”自然无可厚非，只是所谓“捉奸”的意义因人而异罢了。

五、“偷拍偷录”的证据效力

很多当事人认为，“偷拍偷录”的材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主要源于1995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私自录制其谈话取得的资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批复》中指出，未经对方同意私自录制的谈话录音资料，不具有合法性，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从此，要以举证目的录音、录像，要征得被录者同意才行。实际上，被录者往往是将来的对方当事人，同意被录音录像基本没有可能。

2002年4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并实施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对上述《批复》作了较大程度的修改。它规定在民事诉讼中，对“有其它证据佐证并以合法手段取得的、无疑点的视听资料或者与视听资料核对无误的复制件”，“对方当事人提出异议但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确认其证明力”。

根据《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68条，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评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因此，证据收集是否合法，限制在是否侵犯了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了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上。比如，为了调取不忠证据，而侵入第三人住宅，是侵权行为，当然取得的证据不具备合法性。但如果在自己家取证，不存在此种问题。但是，如果取证目的已达到，却又另行对第三人的人身或精神进行侮辱，则又构成了侵权行为。再如，安放录音设备是在自己家里，不构成侵权。但如果是安放在第三人办公室，则就不具备合法性。再如，通过非法手段获取的在第三人居室内的两人亲昵的照片就不具备合法性，但如果是在公共场合获取的两人亲昵的照片，就具有合法性。再如，通过法律禁止出售的窃听设备获得的证据就不具备合法性，因为收集证据的手段就不合法，等等。

可见，只要不违法，当事人或其代理人拍摄和录制的影音资料，是可以作为证据使用且有证明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