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论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作者：华龙区法院民一庭　　刘敏

随着我国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社会公众的法律意识不断增强，法院成为公众维护权利的最后也是最为信赖的一道屏障。但在司法实践中，由于当事人的诉讼能力不强，律师的专业素质良莠不齐，各种因素对举证能力的限制，使得法院查明的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可能存在出入，据此作出的判决可能虽然符合法律精神，却未必有好的社会效果。因此面对当事人、律师以及社会各个利益主体的评价与拷问，司法审判单纯满足于法律效果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不仅是对法官司法能力的考量，更是法官从事司法审判最终的价值追求。

一、调解是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统一的有效途径

中国是个人情社会，人们相互依存，关系复杂。调解作为定纷止争的一种方式，对于维护邻里和睦、化解社会矛盾纠纷、节约诉讼成本与司法资源、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具有其他方式所无法替代的作用。语言的沟通，能化解一个棘手的案件，也可能在法官与当事人之间树立起屏障。因此调解需要法官通过与当事人沟通，真正走进当事人的心灵，取得当事人的信赖，进而才能解决当事人的纷争。

前不久，笔者遇到这样一起从西安市高陵区移送过来的案件。案情是原告陈先生及其妻子起诉被告邱女士及其丈夫，要求二人共同偿还夫妻共同债务3万元，证据是邱女士在与其丈夫婚姻存续期间，向陈先生出具的借据一份。表面上看，这是一起非常简单的民间借贷纠纷，然而反思一下，为什么被告坚持提出管辖权异议，要求移送到濮阳市华龙区法院审理，而在高陵区法院裁定管辖权异议成立后，原告还就管辖权异议提出上诉，当地中院裁定维持后，这一案件才最终移送至濮阳市华龙区法院审理，所以案件一定另有隐情。果然，尚未到开庭时间，笔者已经感受到了双方当事人施加的压力。原告陈先生的妻子从美国打来电话，对笔者将如何审理这一案件提出质疑，并说如果不公正处理会如何如何。笔者通过做工作，向她传递一个信息：国家的法律是一样的，不管案件在哪里审理，只要证据充分，合法合理的诉求就能得到保护，绝不会违反原则偏袒任何一方当事人。显然这些话起到了作用，陈先生及其妻子答应冷静面对这起案件，不做其他过激的行为。巧合的是，就在同一天，被告邱女士也来到笔者办公室，情绪非常激动，对笔者哭诉称，她曾经和丈夫因为感情问题分开了几年，在分开的时间里，认识了陈先生，并且做了陈先生五年的情人，现在她复婚了，陈先生由于不满她提出分手，强迫她打下这张3万元的借条，并且要求她和丈夫一起偿还，这是对她的侮辱，在笔者的询问下，邱女士也承认，当年陈先生确实给了她3万元，目的是为了让她买一套房子，方便与陈先生约会，但是后来分手了，房子没有买，这钱她已经花掉了，而且她认为已经做了陈先生五年的情人，这钱是她应得的，因此明确表示不同意偿还，如果法院判决她和丈夫一起偿还，她就活不下去了。

这个案件，从证据上讲，邱女士拿了陈先生3万元，并且出具了借条，又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是在胁迫情形下形成的，这个钱她是必定要还的，从伦理上讲，邱女士在明知陈先生有家室的情况下，仍与陈先生保持情人关系，是不道德的，拿走3万元不还，是对陈先生妻子感情和财产的双重伤害，这个钱她也应该还。但是如果简单的开庭判决，邱女士一定心有不甘，可能就会有缠诉上访的苗头，甚至引发更严重的后果。所以笔者告知邱女士：案件无论在哪里审理，无论是从证据上还是从伦理道德上，这个钱她都是应该还的，但是考虑到情感因素，考虑到对双方现在家庭的影响，建议她与陈先生能够调解解决，将对双方家庭的伤害降到最低。最后邱女士终于扭转了思路，在取得丈夫谅解与支持的前提下，与陈先生达成调解协议，偿还陈先生23000元，陈先生也决定不再追究，并保证做好妻子的工作，不再与邱女士发生任何争执。

调解的前提是合法自愿，但往往需要权利人作出让步，这从法律层面上看损害了司法的权威性，但是在这样一个全社会期盼和谐稳定、期待经济发展环境下，法官对自己负责、对政府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最根本表现，就是力争化解每一起案件，恢复被打破的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的稳定，个案当事人利益的实现，与大局的和谐稳定并不冲突，寻找最佳的平衡点，就是法律社会价值的最大体现。

二 、公正是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统一的理念保障

公正裁判是人民法院工作的灵魂和生命线，不但关系到社会稳定，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保障。法官只有坚守司法公正这条生命线，以公正、公平为永恒的裁判标准，全面把握法律的精神，在程序公正的基础上，充分考虑案件发生时的社会因素、环境因素及时间因素等，以公平、公正的诉讼目标来审核证据，正确的理解和适用法律，作出的裁判才能够案结事了，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例如原告濮阳某物业管理公司与被告姚某恢复原状纠纷一案。原告物业公司诉称，业主姚某在未办理任何合法手续的情况 下，擅自将本户花园外扩约6米，并在花园内开始搭建房子，在小区内影响很坏，要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立即拆除违章建筑，恢复原状。被告姚某辩称，被告的露台属于自有部分，被告有权对其自行封闭，且未改变屋子的主体结构，也未侵占其他业主的共用部分，未影响相邻关系，而且封闭露台的样式、材料、颜色和结构均与原房屋一致，并未影响房屋的外观设计，因此不同意拆除。案件审理过程中，承办法官发现纠纷的真正原因却是被告认为其家东南角院墙缺角，风水不好，在未能征得原告同意的情况下，才自行进行了改造。

在调解未果的情况下，法院认为被告购买了小区的房屋，并与原告签订物业服务协议、房屋装修管理服务协议，应当遵守协议的约定。现在被告违反协议约定，私自将一楼露台改造成房间，并改变院墙样式，侵占公共部分，其行为构成违约。所以原告要求被告拆除违章建筑，恢复原状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但考虑到被告在施工前曾征求过原告意见，在施工过程中，原告未能及时监管，致被告施工完毕，如果拆除并恢复原状，势必造成物的浪费。另外，被告封闭露台，所使用的材料、外观设计与原建筑保持同一风格，虽然未经原告审批，但并不违背原告进行审批的目的要求，外观效果没有改变，未对整体景观造成影响。所以被告露台封闭部分可继续保持原状。关于改变院墙样式，经现场勘验，被告并未将原地基部分扩大，只是使用了挑梁结构，占用了少量公共空间，和周围的小河等环境协调一致。可以说被告的初衷，并不是为了增加面积，仅是为了避免院墙缺角这一民间忌讳。善良的民俗习惯应当尊重，被告购买房屋、安家置业，是生活中的重大事项，其院墙平台高出地面，东南面为小河拐弯处，改造的挑梁结构，挑空部分并不大，不破坏景观，不影响他人权益，却可以消除被告心理阴影，避免因房屋买卖合同引发新的纠纷。根据本案实际情况，法院认为以保持现状为宜，和谐民生，和谐社会，并最终裁判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判决后，双方都没有上诉，说明这样的处理方式，不仅案结事了，更使双方当事人胜败皆服，实现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法律规则所设定的事实都是一种理想状态，而现实纠纷呈现出多样的复杂的状态，因此制定法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所有的问题，具体审判中，法官必须怀有秉持正义的良知，运用己有的智慧和经验，在客观现实中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才能实现公众要求的实体公正。

同时，案件不仅要判得正确、公平，并完全符合实体法的规定和精神，而且还应当使公众感受到判决过程的公平性和合理性。英国休尼特大法官说过：“公正的实现本身是不够的，公正必须是公开的，在毫无疑问地被人们能够看见的情况下实现。” 司法机构对一个案件的判决，即使非常公正、合理、合法，也还是不够的；要使裁判结论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可，裁判者必须确保判决过程符合公平、正义的要求。因此，所谓的“看得见的正义”，实质上就是指裁判过程的公平，法律程序的正义。

例如在郭先生起诉周女士变更抚养关系纠纷一案中，在开庭之前，笔者已经了解到双方当事人在离婚时就矛盾重重，语言谩骂、身体冲突不断，但最终双方也达成调解协议，孩子由女方暂时抚养，男方支付抚养费，但男方在离婚后将孩子带走，拒绝交给女方抚养。直到三年后，孩子年满十周岁，郭某才起诉要求变更抚养关系。在这类案件里面，通常的做法是直接征求孩子的意见，原则上以孩子的选择为准。但是这起案件比较特殊，女方在调解离婚后，一直未能实现自己的抚养权，而且还一直通过申请执行、上访等方式争取自己的抚养权，而男方在抚养孩子的几年里，培养了深厚的感情，这个时候征求孩子的意见，肯定会选择男方。考虑到双方与孩子感情上的优劣，在审理案件过程中，让孩子的父母双方分别与孩子交谈一段时间，然后再让孩子考虑作出选择。虽然结果孩子还是选择与郭先生一起生活，但是周女士应该可以感到自己在程序上得到了公正的待遇，没有过激的情绪和行为，只是提出希望能够给她一段时间，多见几次孩子，培养一下感情，再做决定。笔者相信，作为孩子的母亲，即使不能亲自抚养，只要孩子能够真正健康成长，也一定会尊重孩子的意见。

三、判决是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统一的最终载体

裁判文书是法官审判智慧的结晶，也是当事人从法院讨得的说法，更是一扇法官与社会公众对话的窗口，不仅是法官判案能力和司法水平的体现，更是让当事人胜败皆服、获得社会公众认同和服从的重要载体。然而在司法实践中，由于案件数量迅速增长，而法官人数没有相应成比例的增加，如果要求法官在判决书中全面地分析证据、事实和法律，详尽地阐述判决理由，无疑就增加了法官的工作量；另一方面，法官队伍中仍有一部分没有接受过专门的法学教育，专业功底薄弱，论证说理能力欠缺，写作一份逻辑缜密、论证详尽的裁判文书对他们而言存在一定难度。 另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传统观念使得部分法官认为言多必失，于是在判决书尽量写的简明扼要，避免被当事人抓到“把柄”。基于各种因素，导致众多裁判文书千案一面，缺乏认证断理，看不出裁判结果的形成过程，缺乏说服力，不仅导致了当事人因怀疑司法不公而缠诉、上访，浪费了有限的诉讼资源，而且也使公众对司法公正的信任度降低，严重影响了司法权威。

审判的最终追求应该是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和谐。辩法析理是司法审判的法律效果，胜败皆服才是司法公正所追求的社会目的。而裁判文书作为司法审判的最终载体，不仅应当在结论上体现人民法院裁判的公正，而且应当通过透彻的说理使当事人理解为什么裁判是公正的。美国法学家麦克尔．D．贝勒斯曾经指出：“即使判决并没有准确地判定过去发生的事实真相，争端双方只要确信他们受到了公正的对待，他们也会自愿接受法院的裁判结果。” 判决说理的实质在于说服当事人和社会公众，可以通过裁判文书的公信力建立起公众对法律的信仰，使公众知法守法，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著名法学家华伦滋也说过：“判决理由是区分司法擅断与司法民主的分水岭；如果判决可以不给理由，所谓权利保障和上诉审查都将变得毫无意义。”法官判案，如果只告诉当事人判决结果，而不讲如何通过对证据进行分析采信从而认定事实，如何结合案件事实适用法律作出裁判的理由阐述清楚，就容易导致法官断案的随意性，使司法腐败有可乘之机，造成法官恣意，导致司法擅断。约束法官行为、避免司法擅断的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强化裁判文书的说理，将证据分析、事实认定到法律适用的全过程呈现于裁判文书之中，使法官的审判活动真实地展现在每一个监督主体面前，真正做到“阳光审判”，实现司法公正。

总之，强调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是司法的永恒主题，是和谐司法的需 要。法官在审理案件的时候，不仅需要从法律职业的角度去获得内心确信，还要以一个普通人的角度来观察判断，才能得出贴近百姓生活的结论，也只有得到普通公众的接受，才能实现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如果说审判是一门艺术，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门如何把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统一起来的艺术。法官必须怀有公平正义的良知，在合理正当考虑的基础上，在符合法律法规和社会共识的基础上，以己身的智慧作出公正裁判，才能经营好这门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