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某汽修厂环境污染责任诉前化解案例海珠湿地位于广州中央城区，是全国特大城市中心区面积最大的湿地公园，是名副其实的城市“绿心”。人民法院在诉源治理工作中发现湿地生态服务功能受损的风险，通过提前介入，向市场主体有针对性地发出法律风险提示，进行“点对点”环保宣传普法，敦促行为人自我检查、主动整改，提前消除生态环境污染隐患，及时有效保护生态环境。人民法院通过多方协调联动，积极融入环境治理体系，形成生态环境污染防治合力，是加强源头预防化解矛盾的创新举措，也是从“治末端、治已病”转换到“治前端、治未病”的生态环境保护新模式的有益探索。

泰州市人民检察院诉王某某等59人非法捕捞、收购长江鳗鱼苗生态破坏民事公益诉讼案侵权人使用禁用网具非法捕捞，在造成其捕捞的特定鱼类资源损失的同时，也破坏了相应区域其他水生生物资源，严重损害生物多样性的，应承担包括特定鱼类资源损失和其他水生生物资源损失在内的生态资源损失赔偿责任。当生态资源损失难以确定时，人民法院应结合生态破坏的范围和程度、资源的稀缺性、恢复所需费用等因素，充分考量非法行为的方式破坏性、时间敏感性、地点特殊性等特点，并参考专家意见，综合作出判断。

考察污染环境罪的罪过形式的观点嬗变，过失说缺乏“法律有规定”的依据，故意说有违反罪刑相适应原则之嫌，而混合说兼具过失说和故意说的“硬伤”。根据刑法基本原则、故意犯为原则过失犯为例外和刑法修正的精神等基本规则，基于“严重污染环境”的机能和性质，污染环境罪的罪过形式应为故意，但“严重污染环境”不是故意的认识和意志内容，也不需要行为人有预见可能性。

环境资源民事公益诉讼达成调解 法院：确认以货币和劳务结合形式承担生态破坏赔偿责任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上海三中院”）根据当事人申请，依法对一起生态破坏民事公益诉讼案进行调解并出具民事调解书。该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实施以来针对“破坏生态”这一侵权形态，上海三中院首次确认被告以货币和劳务结合形式承担生态破坏赔偿责任的民事公益诉讼案件。

浮梁县人民检察院诉某化工集团有限公司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案民法典侵权责任编新增规定了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的惩罚性赔偿制度，贯彻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环保理念，增强了生态环境保护力度，是构建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的法治保障。审理法院在判令被告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费用、环境功能性损失等补偿性费用之外，采取“基数+倍数”的计算方式，结合具体案情决定以环境功能性损失费用为计算基数，综合考虑侵权人主观过错程度、侵权后果的严重程度、侵权人的经济能力、赔偿态度、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况等调节因素确定倍数，进而确定最终的惩罚性赔偿数额，为正确实施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惩罚性赔偿制度提供了有益借鉴。

生态文明建设是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环境审判工作也逐渐开始适用恢复性司法理念与预防原则，民法典更是从实体法层面确定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法律制度。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如何管理使用，始终是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难点、堵点。由运作规范、资源丰富的全国性基金会管理使用，为高效管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提供了有效路径。

噪音污染惹人烦，法院判决应降噪相邻关系应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等原则妥善处理。构成相邻污染侵害应当符合两个条件：一是相邻关系人有弃置或者排放行为；二是该污染排放行为违反国家规定或超出正常忍受限度。相邻污染受害人可要求侵害人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危险、排除妨害、赔偿损失等侵权责任。

无视禁排“提醒”，一经营者暗管排污被判刑良好生态环境是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内在要求。去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进一步明确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战的目标和具体要求。如皋法院将始终保持战略定力，坚定不移地严厉打击严重污染环境的违法犯罪行为，坚决守护碧水蓝天净土。本案的判决警醒那些试图违法排污的生产经营者，切莫自以为是、心存侥幸，任何严重破坏环境的行为，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违法电镀作业 含镍废水排入渗井 法院：各自赔偿生态修复费用３３５万余元审理后认为，案涉场地两家电镀作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责任大小难以区分，故各自承担一半的责任。其中一家电镀作坊由被告张某某、童某某合伙经营，两人构成共同侵权，应连带赔偿上海市奉贤区生态环境局应急处置费、环境损害鉴定评估费、招标代理费、修复工程费、环境监理费、修复效果评估费等费用50%金额，合计3,356,285.5元，被告张某某、被告童某某任何一方实际赔偿金额超出约定的51%、49%份额的，有权向另一方追偿；另一家电镀作坊由被告王某某单独经营，其单独赔偿上述各项费用的50%金额，合计3,356,285.5元。

重庆市绿色志愿者联合会诉恩施自治州建始磺厂坪矿有限责任公司水污染责任民事公益诉讼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