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家庭暴力诉讼的举证责任倒置制度，建立家庭暴力诉讼的举证责任倒置制度势在必行。面对家庭暴力，不能实行一般民事责任“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家庭暴力通常发生在家庭内部，受害人除了可以进行伤情的鉴定外，往往很难提出非常充足的证据。因此，要求原告负全部举证责任，将使受害人出于十分不利的地位。但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又没有现行法律可资依据，这势必造成处理相关问题的困难以及司法审判的尴尬。因此，我们有必要建立家庭暴力案件的举证责任倒置制度，也就是原告起诉后，被告人主张自己没有人身侵权行为的，应当举出证据加以证明。只有如此，才符合家庭暴力案件的实际。

关于《反家庭暴力法》的若干构想，明确家庭暴力概念的同时，注意家庭暴力范围的确定。婚姻法中所称的“家庭暴力”，是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其他手段，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但是疏忽了经济暴力。而且家庭暴力的范围仅限于家庭成员间，忽视了曾有配偶关系的人之间、同居关系的人之间。因为，据马鞍山妇联的统计，有20％的妇女在离婚后继续遭到前夫的暴力。同时，注意区分犯罪性家庭暴力与非犯罪性家庭暴力。

反家庭暴力立法的意义，家庭暴力事件虽然属于家庭内部纠纷，但其社会危害性绝不仅限于家庭内部。从社会危害性上看，理应出台专门法律予以制止。鉴于我国的社会实践、司法实践和家庭暴力存在的普遍性，尽快出台《反家庭暴力法》（有学者称之为《家庭暴力防治法》）具有紧迫性和必要性。关于制定、出台《反家庭暴力法》，国外已有成型的经验可资借鉴。目前，世界上有四十多个国家制定了专门的反家庭暴力的法律、法规。

北京离婚损害赔偿律师谈家庭暴力的类型，侵害生命健康权的家庭暴力。对家庭成员的溺、弃、残害。所谓溺、弃，是指采用溺死、闷死、掐死、饿死等手段杀害家庭成员的行为；所谓残害是指从肉体上进行摧残的行为，如冻饿、毒打、故意伤害肢体、器官等行为。另外，对施暴对象公然以施暴行为相威胁，表现为用语言对施暴对象威胁、恐吓他人的人身、财产安全，使对方产生恐惧的心理，造成受害者严重的精神损害。

婚姻法学研究会对于同居关系的建议，建议在司法解释中对事实婚姻作出明确规定：符合结婚实质要件，未进行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公开同居生活，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人民法院可认定为事实婚姻：(1)双方共同生活达2年以上，其间未有间断；(2)虽然双方共同生活未满2年，但同居生活期间已经育有子女并且双方对同居生活之事实无争议。

解除同居关系子女的抚养费问题，依照现有法律的规定，同居期间所生子女应属非婚生子女。但《婚姻法》明确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法律地位。因此，解除同居关系后，子女与其父母的权利义务关系仍然不变，只是变更了抚养的形式。

同居关系纠纷中当事人争执的焦点，由于法律上没有明确规定，对分割同居期间的财产是否要保护女性，显然法官的理解有所不同，这就造成了在北京的审判实践中，男方多分财产的比例大大地多于女方，而在哈尔滨则女方多分财产的比例多于男方。

同居纠纷中绝大多数当事人未作财产约定，法院大多将住房判给男方，对于无房居住的女方，虽然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但钱款数额是按照男女双方从单位分房时的房屋价值为参考的，而没有考虑住房商品化之后的实际市场价值。特别是一些农村妇女，离婚后住房权利难以得到保护，她们多是回到娘家，与父母兄弟同住，其处境值得关注。

同居关系纠纷权益受损多为女性儿童，法院的张庭长说，为了确定孩子的真实父母，在开庭前，法院还将对孩子和原被告双方进行“亲子鉴定”。不少案件即便立了案，但被告在香港迟迟不肯过来，深港存在“一河之隔”，根本没法审理，法院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即便开庭判决下来，不少案子的执行也常常遇到地域相隔的障碍。

人们为什么不到法院解除同居关系，根据现有的法律规定，同居关系的建立未经法律途径，其解除也无须经过法律途径，自行解除即可。但当事人对于同居关系的解除及其后果达不成协议的，只能诉诸法律。调查发现，在离婚案件中，同居关系所占比例较小，事实婚姻更少。在北京市某中级人民法院2001年5月至2002年12月审结的所有涉及离婚的1032件上诉案件中，仅有26件与事实婚姻或同居关系有关，占2.5%。解除同居关系的案件中，同居者以中青年和文化素质低者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