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礼因疫情取消，支付给婚庆公司的押金该退吗

婚礼因疫情取消，支付给婚庆公司的押金该退吗？

作者：刘虎 连采云，仅供交流学习，若侵犯到您的权益，敬请告知处理。

婚礼因疫情取消，新人将婚庆公司诉至法院，要求退还部分押金。近日，云阳法院通过非诉方式成功调解，妥善处置一起涉疫情的服务合同纠纷案。

王某在云阳鱼泉镇开有一婚庆公司，今年1月16日，“领证”不久的向某找到王某，表示将在1月28日举办婚礼，想聘请王某为其提供婚庆服务。经商议，双方就服务内容、价格等事宜达成口头协议，向某现场转款5000元，王某向其出具了收据。

因疫情原因，婚礼无奈取消。向某多次找到王某协商，双方就退款数额久未达成一致。

向某认为，自己为婚庆支付了押金，最终却未达成目的，退款理所应当。考虑到王某前期筹备有所投入，因此仅要求退还4000元。

王某则认为，合同全价为一万多元，向某前期支付的5000元押金早已尽数支出，自己同样承受了损失，基于道义，愿意退还2000元。

3月31日，向某上传材料，向云阳法院申请网上立案。工作人员审查后认为，该案标的额不大，争议主要在于退费金额，案件具有调解可能。在征得当事人同意后，该案被诉前分流至驻院调解室。

在与双方电话沟通交流后，调解员对本案进行了梳理分析：

表面上看，向某、王某的分歧在于各持立场、互不理解，但究其原因，还应归结为当案至法院，两人仍旧试图用“生活常识”去匹配“法律概念”，向某将“花钱未享受到服务”等同于“被告未履行合同”，退款天经地义；王某将“花了这么多钱”等同于“兑现了服务内容”，退款无理无据。认知上的巨大鸿沟，让两人始终难以同频，而鸿沟的产生，则源于两人对本案的法律后果均缺乏真实的考量，模糊不清的边界，让那条隐性的调解线愈加昏暗。

前期调解受挫，让调解员逐步认识到症结所在，其决定及时改变策略，主打释法，辅之明理。

从何入手呢？

调查中王某辩称，刨除个人劳务费，其为筹备婚礼已对外支出5088元。

如果能从法律角度正确解读、科学认定这5088元，让两方当事人均对“依法处理”的后果做到心中有数，再纳入时间、精力等成本供其考量，想必能为成功调解再添几分胜算。

调解员一一列出了王某提到的六笔费用：

1.海报制作费500元

2.婚房布置费900元

3.手捧花100元

4.聘请主持人1500元

5.聘请摄影师1500元

6.聘请化妆师588元

先说海报制作费500元。海报系王某依据向某及其妻子的具体形象制作，具有“一次性、不可复制性”的特点，属于法律上的“特定物”，虽然王某未提交费用依据，但按照本地实际和市场习惯，500元制作费合情合理，向某也认可海报的存在，故该费用应认定为王某的实际支出。

第一局，王某胜。

再说婚房布置费900元及手捧花100元。

听完王某陈述，不难发现，婚房布置所使用的物品中，包含大量可重复使用的“种类物”，并非其特意为此次婚庆所购置；手捧花也并非鲜花，考虑到疫情与婚礼时间相近，王某付出了一定劳动，法院对此1000元进行了酌情认定。

第二局，双方打平。

再说聘请主持人、摄影师、化妆师共计支出的3588元。该费用系本案大头，也是双方争议焦点。

先说结论，此3588元不应被认定为王某实际支出。其一，王某与向某之间存在服务合同关系，王某在未经向某同意的情况下，将部分服务内容擅自外包给他人，后向某也未实际享受到对应服务，故以上费用不应由向某承担。其二，从证据角度讲，王某也未对三笔费用支出进行举证。

第三局，向某胜。

也许你会好奇，那假如王某实际支出了这3588元，这个损失难道由他自己承担吗？

扩展如下：

如以上假设成立，因合同相对性原则，则王某与他人形成合同关系，可先与相对方就合同解除相关事宜进行协商。协商不成，可诉至法院，要求退还费用。法院将依据证据、结合案情进行处理。

进行充分的说法明理后，王某、向某均对案件结果有了清晰的“认识”，在调解员的逐步引导下，双方各退一步，最终以王某退还向某3000元的方案达成调解。近日，云阳法院对该案调解协议进行了司法确认，案款已当庭付清。

突如其来的疫情为我们的工作生活带来了诸多变数。因疫情而无法履行合同，后续的处置，成为许多平日未接触过法律的普通人不得不面临的棘手问题。在此，云阳法院决定再多说两句。

1.疫情属于法律上的不可抗力吗？

答：属于。《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条第二款、《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二款均对“不可抗力”作了详细说明：“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且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 。疫情系突发事件，期间人人居家，自我隔离，进无可进，退无可退，既不能避免，也无法克服，属于不可抗力。

2.可以以疫情为由解除合同吗？

答：分情况。《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换言之，在疫情属于不可抗力的情况下，要以此为由解除合同，还得满足另一条件——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这就要求当事人、法院必须厘清疫情与能否履行合同之间的因果关系。究竟是完全无法履行、履行存在困难，还是不确定能否履行。

以本案为例，疫情致使婚礼完全无法举办——可以解除。

假设1月起诉，要求解除4月、5月乃至更后举办的婚礼——防控措施存在变化——不确定是否能够履行——暂不支持合同解除

3. 我主张解除合同，需要承担违约责任吗？

答：明确一点，法律上的“合同解除”包括约定解除和法定解除：

大部分合同解除的情形均与“违约责任”无甚关系。当然，这并不是说你解除了合同，拍拍屁股啥都与你无关。《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责任，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当事人迟延履行后发生不可抗力的，不能免除责任。《合同法》第九十七条也规定：合同履行后，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以本案为例，若向某对婚礼用材要求较高，采取专门订制且无法重复使用，王某依其意见进行采购，费用超过向某支付的押金，则多出来的费用仍应由向某承担。

4. 不说婚庆，疫情致我租房不能营业、住房不能入住，能解除合同或者减免房租吗？

答：不能一概而论。《合同法》第七十七条对合同变更作了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那在协商不一致的情况下呢——法律的“平等”“公平”等原则性条款就派上用场了。

只举一例管中窥豹：甲B身处疫区，租有100平房屋从事餐饮服务，既开展堂食也提供外卖。二月中旬，甲B以“疫情管控无法提供堂食”为由诉至法院，要求解除租房合同。

分析可见，甲B租房的目的在于提供餐饮，虽然无法开展堂食，但厨房运作如常，并不影响外卖服务的开展。若以此解除合同，在疫情形势持续向好的大背景下，显然对出租方不公平。而另一方面，关闭堂食也必然对甲B的生意造成不小影响，因此，法院将会引导双方对合同内容如疫情期间的房租进行调整，以平衡双方利益，达到“共担风险、共克时艰”的目的。

此外，还得提醒一句，《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八条规定：当事人一方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应当及时通知对方，以减轻可能给对方带来的损失，并应当在合理期限内提供证明。翻译一下：想解除、想减免，又默不作声不通知对方，扩大的损失，自己承担。

来源：云阳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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