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执行异议中执行依据的给付内容不明确的，当事人应如何应对案例及裁判观点

有关执行异议中执行依据的给付内容不明确的，当事人应如何应对案例及裁判观点

有关执行异议中执行依据的给付内容不明确的，当事人应如何应对的问题，以下是我们在写作中检索到与该问题相关的案例及裁判观点，以供读者参考。

（一）案例一和案例二的裁判观点认为，有关生效法律文书中的给付内容在可以通过文义或生效文书制作机构的解释后能够明确的，可以在明确给付内容之后对执行异议作出处理裁定。

1、虽执行依据中有关逾期利息的判项并不明确，但执行法院就本案执行逾期利息的裁定，是依据审判组织的释明意见作出的，故依法应当维持。

案例一：《蒙正荣与广西来宾市永大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鹿寨县支行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执行裁定书》【最高人民法院(2014)执申字第18号】

本院认为，“人民法院及其审判组织和法官有权释明生效裁判文书的内容。对申诉人提出的，（2007）柳市民二初字第39号民事判决关于逾期利息的判项不明确，在执行中是否应当参照银发（2003）251号通知的规定计算逾期利息的问题，柳州中院在执行中，曾征求过作出上述判决的审判组织（合议庭）的意见，审判组织对判决的释明意见是，本案不适用银发（2003）251号通知有关罚息的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在回复本院咨询的函文中亦明确，银发（2003）251号通知不适用个人作为贷款方的借款合同，逾期利息的计算标准应由生效判决确定。可见，审判组织对本案判决的释明意见与中国人民银行的有权解释意见是一致的。因此，申诉人诉求参照银发（2003）251号通知的规定计算本案逾期利息的主张不能成立。柳州中院有关本案执行逾期利息的裁定，是依据审判组织的释明意见作出的，不适用银发（2003）251号通知的相关规定并无不当，依法应当维持。”

2、在当事人对执行依据判项存在不同理解的情况下，执行部门应当先行征询本案判决作出法院的民事审判合议庭意见，请其对争议判项作出正式解释，再依据该解释实施执行行为，而不应由执行部门对存在巨大争议的民事判项迳行作出解释。

案例二：《遵义市民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杨光军的债权申请监督执行裁定书》【最高人民法院（2014）执申字第33号】

本院认为，“本案执行依据即贵州高院（2007）黔高民二终字第60号民事判决，仅明确违约金起算日期，而对截止日期并未明确表述，故双方当事人对该违约金系固定金额或浮动金额产生较大争议：被执行人认为系固定金额，即以300万元为计算基数，从2005年6月30日起，计算至二审判决生效之日止；执行法院则依据申请执行人的请求而认定系浮动金额，即从2005年6月30日起，连续计算至2014年4月23日黔南中院作出（2012）黔南法执字第9-1号以物抵债裁定之日止。在当事人对执行依据判项存在不同理解的情况下，执行部门应当先行征询本案原贵州高院民事审判合议庭意见，请其对违约金金额计算方式作出正式解释，再依据该解释实施执行行为，而不应由执行部门对存在巨大争议的民事判项迳行作出解释。因此，贵州高院在执行复议程序中，应当在审判部门作出正式解释后，再对违约金金额计算方式作出判定结论。”

（二）案例三和案例四的裁判观点认为，若执行内容不够明确，并且案件事实复杂、争议较大，需要结合生效法律文书作出后新发生的事实来确定执行内容的，债权人无权要求在执行程序中进行解决而应选择另诉的方式确认给付内容。

3、调解书等生效法律文书中所确定的基于双方违约责任而导致的给付义务，取决于未来发生的事实，即当事人双方在履行生效调解书过程中是否违约以及违约程度等，属于与案件审结后新发生事实相结合而形成的新的实体权利义务争议，并非简单的事实判断，在执行程序中直接加以认定，缺乏程序的正当性和必要的程序保障。

案例三：《伊宁市华强新型建材有限责任公司与李正伯买卖合同纠纷、申请承认与执行法院判决、仲裁裁决案件执行裁定书》【最高人民法院（2014）执监字第80号】

本院认为，“因调解书并没有明确一方当事人已经违约所应承担的责任，需要对该调解书所约定的违约责任的确定性予以判断，不属于本应在该案诉讼中应当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问题，不可通过审判监督程序予以解决，且本案当事人李正伯已分别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分院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均因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而被驳回。本案调解书中所确定的基于双方违约责任而导致的给付义务，取决于未来发生的事实，即当事人双方在履行生效调解书过程中是否违约以及违约程度等，属于与案件审结后新发生事实相结合而形成的新的实体权利义务争议，并非简单的事实判断，在执行程序中直接予以认定，缺乏程序的正当性和必要的程序保障。为能够更加有效地保障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应允许当事人通过另行提起诉讼的方式予以解决。华强公司认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适用法律错误的理由不能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13）新执二监字第148号执行裁定的结论并无不当，应予维持。”

4、如果相关执行内容不够明确，并且案件事实复杂、争议较大，需要结合生效法律文书作出后新发生的事实来确定执行内容的，人民法院在执行程序中直接审查确定执行内容，不利于保障当事人的程序权利，宜由当事人通过另行提起诉讼等方式予以明确。

案例四：《湖南瑞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与深圳市比克电池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执行裁定书》【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执监382号】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比克公司承担违约责任的条件是否成就。根据法律规定，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书，当事人必须履行。一方拒绝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但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六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执行的生效法律文书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权利义务主体明确；（二）给付内容明确。根据该规定精神，人民法院在受理执行案件时，首先应对给付内容是否明确予以审查,有权对调解书等法律文书是否具有可执行性进行审查，包括审查法律文书确定的履行条件是否明确、是否成就等。如果有关执行内容不够明确，但相关事实比较清楚，当事人争议不大的，人民法院可以结合生效法律文书全文文意，通过调阅卷宗等方式，审查确定具体给付内容并予以执行。如果相关执行内容不够明确，并且案件事实复杂、争议较大，需要结合生效法律文书作出后新发生的事实来确定执行内容的，人民法院在执行程序中直接审查确定执行内容，不利于保障当事人的程序权利，宜由当事人通过另行提起诉讼等方式予以明确。”

作者：李舒、唐青林、吴志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