签约时疫情已发生 不可抗力难以认定因不可抗力致使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合同任何一方均有权解除合同。云航公司要求解除合同的理由是因疫情反复导致经营困难，云航公司作为商业主体在签订案涉合同时应当预见到疫情反复可能带来的影响，即便其陈述属实，该事实也不属于不可抗力范畴，其以不可抗力为由要求解除案涉合同不能成立。

合同解除的条件法律规定不享有解除权的一方向另一方发出解除通知，另一方即便未在异议期限内提起诉讼，也不发生合同解除的效果。

承揽合同纠纷案件审理中认定合同应予解除，则案涉定作物的归属问题如何解决承揽合同满足解除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向当事人释明解除的法律后果，并将需要返还的定作物一并在案件中处理。处理承揽合同解除的后果时应区分两种情况：第一，承揽人作为守约方主张的损失是其应交付定作物对应的全部价款。第二，承揽人作为守约方主张的损失是扣除其应交付定作物残值后的实际损失。在第一种情况下，承揽人主张赔偿损失的实质是要求违约的定作人继续履行合同，此时若法院支持承揽人诉请，应一并判决承揽人将定作物交付定作人。在第二种情况下，定作物一般应归承揽人自行处置；需注意在来料加工情形下，对定作物残值的认定应统筹考虑定作人所提供材料的价值。

承揽合同中工作成果已经完成的，能否以质量问题为由行使定作人任意解除权一般情况下，不宜直接支持。《民法典》第七百八十七条规定定作人在承揽人完成工作前可以随时解除合同，则当承揽合同项下工作成果已经完成的，不论承揽物是否存在质量问题，不宜再赋予定作人任意解除权。《民法典》第七百八十一条规定，对于承揽定作物的质量问题，定作人可以合理选择修理、重作、减少报酬、赔偿损失等。因质量问题所主张的责任方式应当严格按照前述法律的规定予以主张，如果可以通过上述方式救济的，不宜再行支持解除权的行使。当然，如果质量问题已经严重到无法弥补、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则可以适用《民法典》合同通则分编中合同法定解除事由予以救济。

在承揽合同中，定作人起诉请求解除合同，未明确其解除合同系行使定作人任意解除权还是合同法定解除权的，如何处理合同法定解除权与定作人任意解除权系不同的请求权基础，存在不同的构成要件，不同的构成要件对应不同的要件事实，审判思路、审理内容也因此各不相同。在当事人未对自己请求权基础进行明确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应当首先行使释明权，而非直接代替当事人作出选择进行裁判。

名为托管实为挂靠的合同纠纷中，一方当事人主张合同解除，对方当事人主张合同无效，审理中应注意哪些要点在建设工程等领域，当事人为规避法律规定，有时会选择以“委托”“托管”等名义订立合同，而合同内容的实质是发包人明知实际施工人无资质或故意追求借用资质，其目的在于让无资质的施工人实际履行合同。因该类合同履行发生纠纷时，多由发包人作为原告提起诉讼，主张合同有效，并据此主张行使合同解除权或追求实现合同解除后的违约责任。此时，人民法院对于发包人与承包人之间、承包人与无资质的实际施工人之间签订的合同效力应作出准确判断。审判实务中，该类借用施工资质的合同一般被认定为无效。在认定系争合同无效的情况下，合同中关于支付费用、赔偿违约金的具体条款亦归于无效，但就当事人承担的实际损失，法院可以在综合考虑双方当事人过错程度、损失大小等因素的前提下，对损失赔偿问题作出适当处理。

一方当事人存在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的，合同的解除时间是守约方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到达相对方之时，还是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的行为作出之时《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五条、1999年《合同法》第九十六条均规定，当事人主张约定解除或者行使法定解除权的，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解除权作为一种形成权，应当以意思表示达到对方时才发生解除合同的法律效果。合同主体虽然已经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合同主要债务，但该违约行为不是解除合同的表意行为。守约方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解除合同，其诉请依据属于形成权，合同解除的法律效力溯及至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到达相对方时，而不能追溯到违约行为作出之时。

双务合同中，一方当事人违约，对方当事人消极履行，是行使抗辩权还是构成违约行为，应如何审查审查在双务合同中，当一方当事人违约导致解除权条件成就时，对方当事人依法或者依约享有解除权，但基于业务模式的特点、商业风险的判断、履约磋商的经验等，对方当事人不选择行使解除权，而是通过消极履行己方义务的方式，以期达到促使违约方继续履行合同的目的，但从客观上看，该消极履约行为亦与合同约定不符。例如，在问题来源案件中，接受服务一方未依约支付服务费，此时提供服务一方未主张行使合同解除权，而是选择降低服务标准以促使对方履行付款义务。

合同解除后，预期利益如何认定若合同正常履行一方必然获得的价款是合同主体在签订合同时均可以预见到的，故当一方的违约行为阻碍合同继续履行时，另一方必然获得的价款中扣除履行成本的部分属于预期利益范畴，违约方应当赔偿。合同预期利益作为合同履行可获得的对价，其金额的确定应首先参考合同约定。合同约定的金额一方面是合同主体知晓的内容，属于应当预见到的合同履行利益，另一方面也是合同正常履行的情况下，一方获得合同履行价款的计算依据。因此，在一些继续性合同中，后续的预期利益可参考此前已经履行的部分中一方的收益来计算。

合同双方在履约过程中对合同解除后的赔偿金额协商一致，违约方在诉讼中辩称该金额过高，如守约方的证据显示其实际损失确低于该赔偿金额的，人民法院是否应对赔偿金额进行调整对违约金过高争议的判断，原则上应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可得利益损失等因素，根据公平原则、诚信原则予以综合判断。合同双方作为商事主体，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对赔偿金额协商一致，是双方对解除后果和违约责任的再次确认，目的在于降低评估、鉴定、协商等情况下的时间、金钱成本，尽快从损失赔偿纠纷中解脱出来。即使约定的赔偿金额过高，也是违约方自身能够预见并自愿承担的违约成本，故若无可撤销、无效等事由，或严重违反公平原则、诚信原则并导致利益严重失衡的，人民法院一般不应再进行调整，否则不利于维护当事人意思自治和诚实信用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