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夫妻财产制度

我国无效婚姻和夫妻财产

[论文摘要]进一步建立和完善了我国婚姻法的各项制度，是我国婚姻立法的巨大进步。但同时也应看到修订后的婚姻法在制度构建方面仍存在一些法律问题，本文通过一起双方当事人均不服法院终审判决的申诉案件所反映出的问题对修订婚姻法中的相关制度及其对民事检察监督权的影响做一分析。

关键词： 无效婚姻 夫妻财产 民事检察监督权

一、案情介绍

汪某，男，某公司驻某市业务代表。罗某，女，某国有企业职工。二人于1997年10月经婚姻介绍所介绍相识，1998年4月登记结婚，罗某从1995年起就患有不应当结婚的精神疾病且婚后也未治愈，但罗某及其家人对汪某及婚姻登记机关均隐瞒了该事实。婚后不久，二人因无法共同生活而分居，2000年1月罗某起诉至法院要求与汪某离婚并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汪某在得知罗某患有精神病后，遂请求法院确认该婚姻无效。经一审法院鉴定：罗某在本次诉讼中具有民事行为能力。

一审法院判决：准予二人离婚；婚后财产和汪某名下存款，双方各得一半。二人均不服该判决，分别上诉至二审法院。罗某请求将分居及诉讼期间汪某的工资收入列为共同财产予以分割；而汪某仍主张该婚姻无效且不同意按夫妻共同财产分割其财产。

二审法院认为：汪某所称罗某婚前隐瞒精神病，此婚姻应属无效婚姻一节，无法律依据，不予认定，对其不同意按夫妻共同财产予以分割的请求，亦不予支持；因罗某对其主张未提供证据，对其上诉请求也不予支持。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人仍不服终审判决，先后持上诉理由到检察机关申诉。

检察机关的审查结果：经审查认为，申诉人罗某对该婚姻的缔结有过错，且对自己主张不能提供有效的证据，罗某予以认可并主动撤回其申诉；申诉人汪某在向检察机关提出申诉的同时还向高级法院提出申诉且已被受理，根据申诉人不能就同一案件同时在检、法两家申诉的规定，检察机关决定终止审查。

本案是在修订婚姻法实施前夕，终审判决的一起普通的离婚案件，虽说是普通的离婚案件，但它却涉及了我国婚姻立法中的两大制度即无效婚姻制度和夫妻财产制度。而制度构建上的缺陷，是导致本案当事人申诉的重要原因。本文，从此案开启并非是想以案论案，而是借双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及判决所持态度，对我国婚姻立法中的夫妻财产制度和无效婚姻制度的发展、变化及其修订婚姻法在制度构建方面存在的问题做一粗浅论述。并兼论婚姻法修改对民事检察监督权的影响，以期对婚姻立法的完善及民事检察实践有所裨益。

二、我国婚姻立法中无效婚姻

所谓无效婚姻也称违法婚姻，即不具有法律效力的婚姻，是指男女两性的结合因违反了法律规定的结婚要件而不具有法律效力的一种婚姻形式。

我国无效婚姻制度与国外立法相比发展相对落后。由于种种原因，关于无效婚姻的问题，在基本法的层面上始终未作明确规定，而仅见于行政规章和某些司法解释。我国，首次提到无效婚姻的法律文件是1963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民事政策几个问题的意见》（修正稿）。而1986年《婚姻登记办法》和1994年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中虽规定了无效婚姻制度，但根据该条例第24、25条的规定 ，可以看出，婚姻无效由婚姻登记机关依行政程序确认并宣告，而无法院确认和宣告婚姻无效的规定。所以，长期以来法院对于宣告婚姻无效的申请都不予受理，而根据1989年最高法院《关于如何认定夫妻感情破裂的若干意见》的规定，将一些不适法的婚姻或本属无效婚姻的情形都作为认定夫妻感情是否破裂的标准，因此，在审判实践中，法院一般将涉及无效婚姻的诉讼按离婚案件处理，而不直接宣布该婚姻无效。本文所引案例，就是法院在这样的立法背景下所做出的“汪某主张婚姻无效于法无据，准予双方离婚”判决的。从司法实践来看，这种立法模式无疑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弊端。如本文案例中，汪某对婚姻无效的问题只能向婚姻登记机关提出请求，由婚姻登记机关做出处理。倘若汪某不服婚姻登记机关的处理，还将引发行政诉讼，而离婚案件只能等到行政处理或行政诉讼终了，才能恢复，这样的立法模式，不仅削弱了人民法院对婚姻效力纠纷的司法权，而且等于以行政诉权代替了当事人的民事诉权，更大大地增加了婚姻纠纷的解决成本和当事人的讼累。同时，这种立法也不利于从民法上保护无效婚姻中无过错一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修订婚姻法在总结司法实践和借鉴国外相关立法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新增了无效婚姻制度，从而在我国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基本法中正式确立起了无效婚姻制度，是我国婚姻立法的巨大进步。根据修订婚姻法第10条和第11条的规定 可以看出，我国无效婚姻制度采取的是修改前的德国民法典的立法模式，即采取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制度并行的双轨制结构。同时，修订婚姻法还对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的效力、财产、子女及时效等问题做出了规定。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若干解释》）（一）对请求婚姻无效、可撤销的主体范围、适用程序等做出规定，2004年《若干解释》（二）赋予法院受理宣告婚姻无效案件的规定，但作为我国婚姻立法中一项新的制度，仍有待进一步完善。

我国无效婚姻制度所需完善之处在于

第一、可撤销婚姻的法定事由过于单一。

根据修订婚姻法的规定，我国所设立的无效婚姻制度包括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两种，而其中的无效婚姻又可称为绝对无效婚姻，可撤销婚姻又可称为相对无效婚姻。修订婚姻法第10条规定重婚，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的，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未治愈的，未达法定婚龄的都属无效婚姻；第 11 条规定因胁迫结婚的，为可撤销婚姻。

从以上规定的法定情形可以看出，修订婚姻法实际上是将违反公益性要件即违反法律、社会公共利益、公序良俗的不适法婚姻认定为无效婚姻，而将违反私益性要件的不适法婚姻，即婚姻当事人在缔结婚姻上的意思表示有瑕疵，违背当事人个人意愿的婚姻认定为可撤销婚姻。

第二、对无效婚姻是否适用过错赔偿没有具体规定。

本文案例，假若法院支持了汪某关于婚姻无效的主张，判决宣告该婚姻无效，那么，罗某因隐瞒其患有精神疾病而导致无效婚姻，无疑是负有过错的一方。而问题在于该婚姻被法院宣告无效后，汪某是否有权请求损害赔偿？损害赔偿的范围包括哪些？修订婚姻法对无效婚姻的规定并未涉及此问题，最高法院《若干解释》（一）（二）也没有对此做出规定。修订婚姻法第46条关于离婚损害赔偿的规定也只是列举了重婚的、有配偶与他人同居的、实施家庭暴力的、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这四种情形，而不包括无效婚姻中无过错一方有权提出损害赔偿的情形。也就是说在我国婚姻立法中只有离婚制度中有由于一方过错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的规定。而在无效婚姻制度中却没有由于一方过错导致婚姻无效，无过错一方有权提出损害赔偿的规定，这不得不说是我国无效婚姻制度设计上的一个缺陷。我个人以为，在无效婚姻制度中也应建立相应的损害赔偿制度。

三、 我国夫妻财产制度

夫妻财产制 又称婚姻财产制，是关于婚前财产和婚后所得财产的归属、管理、使用、收益、处分，以及债务清偿、婚姻解除时财产清算的根据等方面的法律制度。作为我国婚姻立法中最为重要的一项制度，它始终受到包括立法、司法及全社会的普遍关注。1950年婚姻法是我国第一部婚姻法，该法所确定的是夫妻财产为一般共同共有制，即不论是婚前财产还是婚后财产，也不论是动产还是不动产，一律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而1980年婚姻法对此做了重大调整，根据该法第十三条规定：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可见，80年婚姻法确立的是婚后所得共同制与约定财产制并行的夫妻财产制度。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这一夫妻财产制度在调整婚姻家庭财产关系方面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夫妻财产日益多样化，原有的夫妻财产制度显露出其不足之处。为此2001年4月28日通过的修订婚姻法及《若干解释》（一），对夫妻财产制度再次做出重大修改与完善。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第一，在制度结构上趋于完整。80年婚姻法所确定的婚后所得共同财产制和约定财产制并行的夫妻财产制度结构，修订婚姻法虽予以沿用。但同时，第十八条又以列举的方式明确将：一方婚前财产；一方因身体受到伤害获得的医疗费、残疾人生活补助费等费用；遗嘱或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夫或妻一方的财产；一方专用的生活用品；其它应归一方的财产，规定为夫妻个人财产。由此，在我国婚姻立法上第一次确立了夫妻特有财产制度，从而，在结构上弥补了我国婚姻立法中仅有共同财产而无个人财产的不足，较之80年婚姻法无疑是一大进步。第二、在财产范围上更加明确。80年婚姻法第13条规定“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为夫妻共同财产”，但该条规定却未具体列明夫妻财产的范围，尽管1993年最高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规定了夫妻财产的范围，但仍不尽合理。修订婚姻法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1）工资、奖金；（2）生产、经营的收益；（3）知识产权的收益；（4）继承和赠与所得的财产，但遗嘱或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夫或妻一方的财产除外；（5）其他应归夫妻共同所有的财产。同时，如上所述第十八条，也以列举的方式对个人财产做出规定，从而明确了夫妻共同财产和个人财产的范围，符合社会的发展要求以及人们的财产状况。第三、在内容上更加符合物权法要求。《若干解释》（一）第19条规定：婚姻法第18条规定为夫妻一方所有的财产，不因婚姻关系的延续而转化为夫妻共同财产。这一解释的出台，标志着修订婚姻法废除了不合理的“转化制度”，使夫妻财产制度的设立更加符合物权法的要求，是婚姻立法的巨大进步。第四、提高了约定财产制度的法律地位。80年婚姻法虽然确立约定财产制度，但仍以共同财产制为主，以约定财产制为辅。同时，立法对约定财产制度并没有具体规范，所以，在实践中该制度形同虚设，并未真正发挥作用。为此，修订婚姻法第19条在对约定财产制专门做出规定的同时还对约定的内容、范围、方式、及效力等内容作了进一步明确规定，从而完善了约定财产制度，提高了其法律地位。第五、在维护交易安全的功能上有所突破。婚姻立法对交易安全的关注应具体体现在夫妻财产制度的规定上，但纵观80年婚姻法对夫妻财产制度在维护交易安全方面几乎没有涉及。而修订婚姻法第19条第3款规定就夫妻财产与交易安全作了的规定。该条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这是我国婚姻立法第一次将夫妻财产制度与维护交易安全明确地联系在一起。《若干解释》第18条还进一步规定：婚姻法第19条所称“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夫妻一方对此负有举证责任。从而加重了夫妻一方的举证责任，突出夫妻财产制度在维护交易安全方面的功能，是我国婚姻立法的巨大进步。

修订后婚姻法较之80年婚姻法在夫妻财产制度方面有了较大进步，但在司法实践中仍暴露出其在制度结构的设计上仍有一定的缺陷。

四、婚姻法的修改对民事检察监督的影响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4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活动实施法律监督”。这一规定确立了检察机关作为民事审判活动监督者的诉讼法律地位，婚姻法是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最重要的民事法律，也是检察机关对民事审判活动实施法律监督所依据的主要实体法之一。但基于婚姻案件的特殊性，对解除婚姻关系的判决不服的申诉检察机关不予受理，而仅受理离婚后对财产分割和子女抚养不服的申诉。所以婚姻法中关于夫妻财产制度的修改以及无效婚姻制度中关于财产分割的规定无疑将对今后检察机关的案件审查工作产生法律适用上的重要影响。2001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第六条第二款第二项也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对解除婚姻关系的申诉不予受理”。所以，长期以来，检察机关始终坚持对解除婚姻关系判决不服的申诉不予受理，而只受理对解除婚姻关系判决中财产分割不服的申诉。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说和广义监督权说”相结合的观点，能够为我国重构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机制提供充分的理论依据。因此，检察机关享有对无效婚姻之诉享有请求权，不仅有充分的抗诉、民事诉讼理论基础，而且符合我国的立法精神，同时，也是世界各国的通行做法。对此检察机关特别是民事行政检察部门在司法实践中也应该予以大胆尝试，为进一步完善立法奠定基础。

以上，是我个人结合一起离婚申诉案件，对修订婚姻法的相关制度无效婚姻、夫妻财产及其对民事检察监督权的影响所阐述的一点粗浅看法，有不妥之处望批评指正。

参考资料及文献：

[1]杨大文.婚姻家庭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6

[2]蒋月.夫妻的权利与义务.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8

[3]杨大文.亲属法.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5

[4]黄松有.婚姻法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