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额借款（注明现金）没有转账凭证，能否获得支持

大额借款（注明现金）没有转账凭证，能否获得支持

裁判要旨：对于原告（出借人）主张的大额现金借款，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借贷事实是否发生。如原告（出借人）提供的证据不能达到民事诉讼“高度盖然性”标准的，法院依法不予支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最高法民申1279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屈某，男，1964年12月6日出生，汉族。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湖南福瑞德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某，该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湖南银日实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某，该公司总经理。

屈某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申请再审称，（一）原审判决对屈某2210万元现金借款行为的基本事实不予认定，缺乏证据证明。1.屈某履行交付2210万元的现金借款有福瑞德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某亲笔签名且盖公章的借据以及对应期间的取款记录证明。2.屈某作为湖南省安徽商会会长、湖南省慈善总会副会长，其经济能力和福瑞德公司项目资金需求完全符合借款事实。3.有证据证实借据日期均记载为取款当天且有2210万元的取现交付，符合屈某和福瑞德公司的交易方式和交易习惯。《债务情况说明》明确所借款项用于益阳市房地产开发项目，而房地产开发项目限于开发资金和预售资金监管的严格，短时间及时支付工资报酬需要大量现金，现金借款符合房地产开发融资借款的特点。4.王某的身份学识等完全可以判断《借条》《债务情况说明》所记载的借款事实内容，且即使福瑞德公司在公安机关诬告屈某时王某也自认存在现金交付。5.福瑞德公司在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起诉屈某胁迫王某出具《借条》《债务情况说明》，但其在开庭自认“没有证据”后撤诉。6.银日公司主张王某和屈某串通勾结出具《借条》《债务情况说明》进行虚假诉讼犯罪，但湖南省益阳市公安局经侦查确认“没有犯罪事实”，已撤销案件。7.屈某有理由相信王某有权代表银日公司作出意思表示，银日公司未经工商登记擅自变更法定代表人，不得对抗第三人。8.王某部分时间不在湖南省长沙市的证据，并不能否定屈某交付现金借款的事实。9.经查询王某因涉嫌民间借贷诉讼被限制高消费，郭云斌涉民间借贷被列入人民法院失信人名单，证明王某、郭云斌具有“老赖”前科，企图通过判决漏洞逃债。（二）福瑞德公司未举证证明未发生借贷行为，而屈某不仅提供了福瑞德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某签字且盖有公章的借据，还有对应借据期间的取款记录，相较于福瑞德公司的反驳具有高度盖然性，原判决确定屈某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属适用法律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借贷行为是否实际发生合理性”的举证责任首先应当是借款人，而不是出借人，只有在借款人作出合理说明的情况下，法院才会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三）屈某出借的借款本息结算后，刚好合计4987万元。综上，请求本院再审本案。

银日公司提交意见称，二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一）屈某再审请求增加由福瑞德公司和银日公司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3597.25万元，并自2016年11月11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4倍计算利息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二）二审判决在认定王某“以抢夺公章方式在本案借条上盖章”“王某采取了不正当手段取得并使用公章”的基础上，却以银日公司对此明知但未及时行使撤销权为由，判决银日公司承担担保责任，认定事实错误。（三）二审判决认定因上述借款均发生在王某担任福瑞德公司和银日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虽然2016年5月17日银日公司股东会免去王某法定代表人职务，但银日公司在长达6个月时间未办理变更登记，认定银日公司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错误。

本院经审查认为，结合屈某的再审申请事由和原审查明的事实，本案再审审查的争议焦点为屈某所主张的2210万元现金借款事实是否实际发生。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本案中，屈某提交《借条》以及《债务情况说明》主张福瑞德公司借款本息为4987万元，但其仅有983万元转账凭证，其主张另外2210万元为现金借款，福瑞德公司并不认可。对此，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借贷事实是否发生。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第一，屈某称案涉2210万元共计37笔现金借款均在取款当天或者延迟一至两天的时间内亲自交付给王某，并且提供了取现记录，但银日公司提供了证据证明在屈某陈述的多个时间段里王某并未在现金交付地点。第二，屈某提交的2016年6月14日的《借条》载明，截至2016年6月14日，福瑞德公司现金借款金额共计2210万元。但是，根据屈某提交的取现记录，却存在2016年6月14日之后多次的现金借款记录。第三，2016年11月5日王某以抢夺银日公司公章的形式在案涉《借条》《债务情况说明》中盖章，也侧面印证了《借条》的总额存疑。第四，从本案983万元的银行转账借款来看，尚不能评判双方形成了现金借款的交易习惯。第五，王某在公安机关的多次询问以及二审法院询问中均否认2210万元的现金借款，并多次陈述借款金额为1000万元。因此，屈某提交的现金借款证据与其陈述、银日公司提交证据所证明的事实相互矛盾，不能达到民事诉讼“高度盖然性”标准。原审判决未认定屈某主张的2210万元现金借款，并无不当。

综上，屈某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屈某的再审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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