赠与人的继承人是否享有撤销被继承人赠与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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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要旨

合同法规定的合同类型原则上其权利义务都是可以继承的，专属于人身的合同类型和权利不受合同法规范。原则上权利义务是一并继承的，撤销赠与的权利并没有法律规定是专属于人身的权利，因此也应由继承人继承。因此继承人应当可以享有撤销赠与的权利。继承实际是权利义务一并继承，在没有明确规定赠与撤销权专属人身的情况下，撤销权应当一并由继承人继承。

案例索引

《冯某1与贾某等赠与合同纠纷案》【（2022）京民再94号】

争议焦点

赠与人的继承人是否享有撤销被继承人赠与的权利？

裁判意见

北京高院认为：民法典已于2021年1月1日起施行，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中，《房产赠与声明》由冯某3、王某与冯某1于2016年12月4日签订且经法院生效判决确认有效，冯某1据此请求王某、贾某履行该赠与合同，因此，本案应适用该赠与合同订立时的法律即合同法的相关规定。

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前款规定。”

本案中，冯某3、王某通过《房产赠与声明》向冯某1赠与的涉案房屋经生效裁判确认，系冯某3、王某的夫妻共同财产。冯某3作为共有人，有权依据上述法律规定行使撤销权。但是，在涉案房屋所有权转移前，冯某3已于2018年6月9日死亡，客观上无法行使该权利。贾某系冯某3之母，王某系冯某3之妻，冯某1系冯某3之女，三人均为冯某3的法定继承人。在此情形下，冯某1要求王某、贾某履行赠与合同，而贾某则主张作为冯某3的继承人撤销赠与合同。因此，本案再审期间的争议焦点为赠与人的继承人是否享有撤销被继承人赠与的权利。

对于上述争议焦点，理论与实践中确实存在争议。冯某1在本案再审期间提交了法院多份在先裁判，用以支持其除合同法第一百九十三条规定的情形外，赠与人的继承人无权撤销赠与的诉讼主张。检察机关在抗诉书中亦认为，赠与合同任意撤销权的权利人应为赠与人本人，赠与人的继承人或法定代理人并非任意撤销权的主体。但是，针对上述争议问题，法律、司法解释均未作出明确规定。本院审判委员会也早已注意到该问题，并在2018年6月11日[2018]第9次会议通过的《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继承纠纷案件若干疑难问题的解答》中作出明确规定。该解答第27条规定：“被继承人生前签订赠与合同约定将财产赠与受赠人，死亡时尚未履行的，受赠人有权请求继承人履行赠与合同；继承人有权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撤销该赠与合同。”相较于“撤销赠与是专属于赠与人的权利，在其生前没有行使该权利情况下，继承人不能代行该权利”的观点，前述解答采纳的是“继承人享有撤销赠与的权利”的观点，其主要考虑在于：“合同法规定的合同类型原则上其权利义务都是可以继承的，专属于人身的合同类型和权利不受合同法规范。原则上权利义务是一并继承的，撤销赠与的权利并没有法律规定是专属于人身的权利，因此也应由继承人继承。因此继承人应当可以享有撤销赠与的权利。”“继承实际是权利义务一并继承，在没有明确规定赠与撤销权专属人身的情况下，撤销权应当一并由继承人继承。”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健全完善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工作机制的意见》（法发〔2019〕20号）第22条规定：“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或者事项的决定，合议庭、独任法官或者相关部门应当执行。审判委员会工作部门发现案件处理结果与审判委员会决定不符的，应当及时向院长报告。”在本院审判委员会已就上述争议问题作出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即使存在理论与实践中的争议，本案亦应当遵循上述裁判规则：赠与人的继承人有权行使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赠与人撤销赠与的权利。原审判决遵循了本院审判委员会所确立的裁判规则，其裁判结果并无不当。本案不属于“与本院及上级法院的类案判决明显发生冲突”的案件，冯某1据此主张原审承办法官徇私舞弊、枉法裁判的再审理由亦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本案中，冯某1亦主张本案赠与合同是具有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因此，不应适用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对此，本院认为，父母自愿为子女准备婚房或将房产作为嫁妆予以赠与虽属常见，体现了父母对子女的关爱，但其难谓义务。冯某1、王某的相关诉讼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结合冯某1的这一诉讼主张，本院认为有必要作出特别说明。中共中央、国务院2019年10月印发实施的《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强调，要弘扬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倡导现代家庭文明观念，推动形成爱国爱家、相亲相爱、向上向善、共建共享的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让美德在家庭中生根、在亲情中升华；要自觉传承中华孝道，感念父母养育之恩、感念长辈关爱之情，养成孝敬父母、尊敬长辈的良好品质。民法典第八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第一千零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家庭应当树立优良家风，弘扬家庭美德，重视家庭文明建设。”民法典虽然施行于本案法律事实形成之后，但其精神足可以作为理解和适用合同法相关条款的指引。因此，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到日常生活和行为之中，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追求高尚的道德理想，不仅是新时代公民道德本身的要求，而且也是相关法律规范的应有之义，成为人民法院在处理相关民事案件时必须充分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

《礼记·曲礼》有云：“百年曰期，颐。”意思是说，人至百岁，饮食、居住等各个方面都需要子孙晚辈照养，故“百岁”又有“期颐”之称。本案中，贾某生于1927年7月22日，今年已96岁高龄，再过几年就是百岁老人了，能有如此高寿，原本是一件幸福的事情。但是，这位寡居三十年的耄耋老人，不仅遭受晚来丧子之痛，而且还要与儿媳、孙女为财产归属而反复对簿于公堂之上，人生至此，晚景何凄！冯某3若知老母因其一纸未曾实际履行的声明而至此境地，能不心痛也乎？本案之原告冯某1，作为冯某3之女、贾某之孙女，即使不能代父尽孝，但又何忍为一房产与其祖母缠讼至今？冯某1确实持有《房产赠与声明》且已为法院判决确认有效，若依赠与合同履行，则其不必按照（2022）京02民终7553号民事判决就涉案房屋向其祖母支付一百七十余万元的折价款，但在法律对赠与人的继承人是否享有任意撤销权规定并不明确而一、二审法院已就本案作出一致裁判，且相关继承纠纷案件也已得到审理、涉案房屋最终也将过户到其名下的情况下，冯某1仍坚持诉讼，其虽是依法行使法律赋予的诉讼权利，但又置亲情于何处？置孝道于何处？置中华传统道德于何处？《管子·戒》曰：“道德当身，故不以物惑。”本案各方当事人生活条件并不窘迫，如果各方均能念及故去亲人，怀旧情而弃前嫌，顾大义而舍小利，则桑榆非晚、颐养有期。

本案于情而言，如前所述，祖孙三代聚讼不止，于伦常不合、于道德相悖、于善良风俗无益；于理而言，赠与合同订立时，冯某1家庭名下已有超过两套房产，若其接受房屋赠与并实际履行，则违反国家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故从2016年12月4日该赠与合同订立至2018年6月9日冯某3去世前的约一年半时间里，该赠与合同始终未实际履行，直至2021年1月11日贾某以王某、冯某1为被告向一审法院提起继承纠纷之诉且一审法院于2021年4月28日就该继承纠纷案件作出一审判决后，冯某4于2021年5月31日以王某、贾某为被告提起本案赠与合同之诉，并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提交2021年7月16日的购房资格核验信息表，此时冯某1家庭名下已无任何房产，这一时间上的巧合结合冯某1离婚而其子却随其生活的事实，若无视继承案件的处理结果而判决履行赠与合同，实难谓妥当；于法而言，也如前述，在法律规定尚不明晰而本院审判委员会已立有明文的情况下，本案应当遵循既有规则而维持原审之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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